萨特波伏娃,萨特与波伏娃完美情侣成于自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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萨特波伏娃(萨特与波伏娃完美情侣成于自由)

(一)你是谁?倾听内在的声音

西蒙娜德波伏娃出生于1908年。“波伏娃”是家族的姓氏,“德”是贵族的标志,所以其实“西蒙娜”才是她的名字。

波伏娃的外祖父曾是凡尔登银行家,后来遭遇破产和监禁,家道衰落。波伏娃的母亲受过良好教育,但没有实现个人的发展。

波伏娃的祖父是巴黎的官宦之家,父亲乔治天性细腻、优雅,有公子哥的潇洒和落拓不羁,对戏剧有浓厚的兴趣。乔治在法学院注册,大学毕业后进入律师事务所,但是他对工作不用心,大部分精力都用来泡在沙龙、咖啡馆、赛马场和剧院,后来成为狂热的业余演员。

波伏娃从小受父亲影响,对戏剧、文学感兴趣,父亲也创作戏剧,她很小的时候就跟父亲一起上台参演,并学着父亲的样子,写诗献给妹妹,显示出惊人的天赋。

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,乔治一家人热衷于戏剧,没少被周围的人说三道四,也逐渐滑向社会边缘。“波伏娃家的人不属于任何阶级”——波伏娃最好朋友的母亲这样说。

波伏娃个性强烈且情感丰富。贫穷与困苦网伴随着她的成长,但从未毁坏过她的自信。她精力充沛且高度自律,做任何事情都全力以赴、充满激情。波伏娃自称童年很幸福。父母间的争吵、离婚,也并没有影响到她对幸福的执着寻求,“她在自己的心中筑起了一座城堡,将所有妨碍她幸福的东西都拒之门外”。

波伏娃很小的时候就发现,在学习中可以不断超越自我,她回忆自己童年的时候说,“坐在我学习用的扶手椅上,我感受到了地球的和谐”。

通过阅读和学习,她发现自己可以达到某种绝对状态。她很早就意识到自己肩负着揭示世界奥秘的使命。

这种“绝对状态”,就是我们说的活在当下的“真我”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中,一个人可以体验到纯粹的喜悦、幸福感与安全感。

这种状态带给波伏娃的感受,对她的自我觉醒十分重要。当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女性,还将自己的人生完全寄托于婚姻家庭的时候,还是少女的波伏娃就确立了与之完全不同的追求——成为自己。具体而言,就是成为一个独立、自由、可以主宰自己人生与命运的女性。她为此赋予了一个更具体更具有操作性的理想——成为作家。这种“坚定的信念给她的内心以极大的安全感”。

15岁的时候,波伏娃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叛逆,在父母的极力反对中她孤独地坚持着自己的追求,开始了真正的写作。她在日记中说:“我就是风景和目光;我只通过自己存在,也只为自己而存在”。

与此同时,波伏娃也开始对天主教教义产生反叛,对善恶两元论开始质疑,并指出,人们对佛学的了解还不够。总之,她着迷的是探索真理的过程,而不是任何人任何高师给她的现成结论。

19岁,就读于索邦大学的波伏娃成绩优异,但内心孤独,渴望来自另一个性别的情感与思想的共鸣。对此她比较悲观,认为自己激烈的天性与众不同,“我确信,那个既像我的兄弟又和我平等的人并不存在”。

可以看出,波伏娃对于爱情的渴望,从来就不是一份止于性欲情欲的世俗爱情,而是与探索真理的精神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她深更半夜在巴黎游荡,攀上圣心教堂的台阶,看着脚下灯火通明的城市失声痛哭。

这时候,她还没有预感,一份惊世骇俗的伴随她终生的爱情正在向她靠近。

(二)真正的爱情敢于挑战世俗

关于波伏娃与萨特的爱情,波伏娃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概括:“这对情侣穷其一生都在反抗别人强加给他们的宗教伦理、道德戒律和骑士守则,他们用爱情来挑战整个世俗社会。”

1929年6月,大中学校教师资格会考,波伏娃和萨特、马厄、尼赞一起备考。上一年,就读于巴黎高师的萨特没有通过会考。这一年,准备口试的时候,萨特邀请几个人去他的住处一起准备,最终两人都被录取。

自此,萨特与波伏娃在精神上就再也没有分开过。他们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,停不下来,“即使谈话进行到世界末日,她可能还是会觉得时间太短了”。萨特正是波伏娃从少女时代就幻想的那种伙伴,她说:“萨特完全满足了我十五岁时的愿望,我在他身上看到我所有的怪癖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我可以和他分享一切。” 而萨特说:“西蒙娜的优点,使她在我的生命中有了其他人无法替代的地位。”

让-保罗萨特为人豪爽,穿着马虎,家境好,一生从未缺钱,而且一直得到母亲的支持。萨特身材矮,貌不扬,但有一种坚定的自信和能够深刻影响他人的魅力,且有一副极为优美的歌喉。

萨特与波伏娃的个性看起来并不相似。萨特极为崇尚理性与自我控制,对任何事物都善于进行理性的思考与判断,即使对于两性关系,他也是理性多于感性。他一生喜好“猎艳”,陷入多段“偶然爱情”中,在世俗的眼光中,他就是朝三暮四的典型。但另一方面,萨特迷恋的主要是那种爱情的吸引与征服的感觉,而对肉欲却保持谨慎的态度。波伏娃则不同,她有着典型的双重性格,一方面她有极为强大的理性洞见能力,另一方面又充满激情,感情极为丰富,萨特经常看到波伏娃激动得泪流满面呜咽不已,这时候,他深刻地意识到他的这位爱人是多么的女人,为此又惊讶又感叹。在两性关系中,波伏娃也更为突出得表现出缠绵多情的一面。少女时代的她,完全没有感受到性的需求与困扰,对萨特的爱使她的肉欲觉醒,并藉此发现与认识自己,此后她终生对性抱持愉悦与开放的态度。而这并没有影响她与萨特牢不可破的精神联结。

波伏娃与萨特本质上都是不赞同传统婚姻制度的。萨特不赞同一夫一妻制,但也并不鼓吹一夫多妻,他认为男人应有多个女人,女人也应该有多个男人。波伏娃同样抵制婚姻这一传统,认为婚姻必然伴随着谎言与欺骗,她更愿意与萨特之间创造一种新的关系 并希望自己像男人一样独立地过完一生。

1929年的夏天,通过大中学校教师资格考试的波伏娃和萨特结伴出行之后,开始每天通信。

某日夜幕降临的时刻,二人在巴黎卡鲁塞尔公园的长椅上,做出了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坦诚又最有伤风化的誓言:他们之间不需要忠诚,但他们将永远不欺骗对方,不隐瞒对方任何事情,他们要分享人生中的一切,事业、生活,以及情感经历。

萨特一直与父母住在一起,而波伏娃则在外祖母家租了一个房间,后来多年租住公寓和旅馆,并没有自己的房产,直到《达官贵人》获龚古尔文学奖,46岁那年,波伏娃才有了自己的房子。

这对情侣,一生中既没有结婚,也没有正式同居过。

与萨特这种特殊情侣关系的缔结,激发了波伏娃更旺盛的生命力。她充沛的精力,不耗费在琐屑的家庭事务中,而是用于充分地体验生活感受人生奋发创作。波伏娃身材消瘦,面容清秀端庄,有一种古典的美丽与优雅。她迷恋大自然,喜欢一个人步行远足,经常挎着篮子装点吃食,穿着长裙和平底鞋,一个人翻山越岭。她一天可以走40公里,有时候累得躺在地上就睡着了,有时候晚上就睡在农人的谷仓里。

她旺盛的生命力和对世界的好奇之心,除了投给大自然之外,也用于体验城市生活的各个阴暗而真实的角落,她深入最贫困的街区,深入码头、酒吧,甚至深入红灯区,观察妓女的生活。

波伏娃有人生抱负,坚信可以通过创作对社会的转变产生影响,但她坚持自由的生活方式,与任何政党及组织保持距离。

在学校里,作为老师的波伏娃也是特立独行。她的授课方式与个人魅力,吸引了一大批学生。她与自己喜欢的学生平等相处,并“建议学生像她一样解放自我,结交一些情人”。

波伏娃与萨特的爱情誓言中,排除了忠诚、忠贞的传统道德规范。他们一生中各自有多段别的爱情,并且相互不隐瞒不欺骗,而是真正履行了分享共同经历的诺言。

更为奇特的是,他们二人还有几段“三人行”的关系。第一段“三人行”的“第三者”是波伏娃的学生——俄国小姑娘奥尔加。奥尔加非常喜欢和依恋波伏娃,波伏娃也对其格外关爱,而同时萨特又爱上了奥尔加。

这段“三人行”的经历,对他们三方都是一个特殊的考验,最后,奥尔加受不了情感上的折磨与分裂,退出了这个关系。但波伏娃与萨特多年对奥尔加一直给予照拂。后来,萨特认识了奥尔加网的妹妹万达,又爱上了万达,并鼓励和引导万达走上了戏剧道路。萨特对万达倾注了很多真情和关爱,并持续多年,临终时还给万达留了一份遗产。

“爱情对于两个不同性别的人来说根本就不是同一种含义,很多导致恋人分手的重大误会都源于此……爱情在男人的生活中只不过是一种消遣,但是对于女人来说,爱情就是生活本身。”

这种男女有别的爱情论调,我们太熟悉了。这一论调,确实也是对千百年来两性在情爱关系中的不对等现实的真实概括。但,波伏娃个人从未认同与屈服于这一点。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,其中不掺杂虚幻的东西,他们各自的经历都可以丰富对方的生活。

而那些偶然插进他们中间的男女,某种意义上说,却都成了“牺牲品”。当然,他们也各有所得,波伏娃与萨特对他们各自另外的情人,用一句通俗的话说,都算够意思的。

萨特称波伏娃是自己的“良心”。波伏娃维系着圈子内的平衡,甚至关注着他们的经济状况。在萨特应征入伍之后,波伏娃领取萨特的薪酬,分给他的女友们。

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境界?我想,根源在于,他们并不执着于爱情本身,而是以“求真”为终极的目标。其实他们的爱情始终有“第三者”的存在——那就是“求真”的共同目标。既如此,又何惧几个男男女女插进来呢,不过都是过程都是体验而已。

他们分享各自的情感经历,借此认识人性与人生,再融汇到创作中。萨特在一封信中说道:“我迷人的海狸,我把这封掐头去尾,甚至是没有任何内心冲动的信寄给您,只为了让您先睹为快。因为我认为您更想了解我的经历,而不只是听到我爱的誓言。但是,您要知道,我对您的爱一直满满的,始终萦绕在我心田。”

波伏娃说:“我确信自己和他的联系是如此紧密,他生活中的任何插曲都不能使我消沉。”

更为重要的是,他们的思想始终相互浸透:萨特所有的作品,都渗透了波伏娃的心血,他们常常针对问题与观点激烈争吵,而最后总能听取对方的意见。所以,对萨特的全部思想波伏娃有深刻的理解,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化用。

不管是在威尼斯的大街上、比利牛斯山的石子路上,还是在咖啡馆或是火车站,萨特都会突然冒出奇思异想:“海狸,我有了一个新理论。”于是两人围绕着这个新理论精雕细琢,揉捏成形,彼此都为对方的体系添砖加瓦。

他们对自己的选择完全承担。萨特说“我们从来没有借口”。而波伏娃完全赞同。波伏娃选择了萨特,不是只满足自己私欲的那部分萨特,而是一个完整的萨特。为此她完全承担自己选择带来的一切后果。

他们尊重自己的情爱欲求,但并不沉溺情爱本身,而是可以跳出来,作为观察者而存在。他们是热爱红尘的天真顽童,他们又是出世间的清醒觉者。“活在世间,但不属于它”,这句话用在他们身上,基本妥当。

在这些情感纠葛中,萨特也表现出急躁幼稚和难以超越的困扰,波伏娃也将其作为思考的素材,化入《第二性》的写作中。

(三)成为你自己,这比爱情更重要

我对波伏娃的喜爱难以言喻。

波伏娃性格的双重性非常突出,也可以说她兼具两性之优美。她情感丰富,面对美好的事物常常激动得泪流满面,但同时她又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一种潇洒的担当能力,在任何艰苦的条件下,她都能够勇敢地有尊严地生活。

二战期间,物质贫乏,生活条件极度恶劣。波伏娃用千方百计搞到的布票,买布自己做裙子和大衣,用木底鞋代替皮鞋。家中没有暖气,她就每天一大早到咖啡厅外等候,一开门就进去,在排烟管附近坐下,一坐就是一整天,看书学习写作。很多人受她影响,使这家咖啡厅的二楼变成了二战时期的“自习室”。

二战之后,波伏娃和萨特作为存在主义作家,受邀到世界各地巡回演讲。她与萨特常常被同时邀请,同时接受访问,签名售书,参加晚宴。这对情侣已被全世界当做惊世骇俗的楷模。人们对他们充满好奇,羡慕,但敌视与毁谤也同样不少,尤其是对波伏娃,《第二性》给她带来了高度的荣誉,但曾有一段时期,多个媒体都在用各种表达形式讽刺侮辱咒骂她,出门也会撞到无数女性的敌视目光与辱骂声音。当然波伏娃没有被吓倒,她确信自己是谁,为了成为她想成为的那个自己,她一往无前。

1947年,波伏娃受邀到美国,媒体称她为“女版让-保罗萨特”,她的演讲让听众入迷,她的气质与风度更令他们赞叹不已,而美国的生机勃勃也同样深深吸引着波伏娃。

在芝加哥,波伏娃遭遇了她一生中最难以释怀的一次爱情,美国作家尼尔森奥尔格林。两人一见钟情,情投意合,尤其是奥尔格林,为波伏娃深深打动。这个独立的、聪明能干的女人,可以在精神上与他如此默契,给他生生不息的共鸣与启迪,与他建立一种独特的关系,这是其他任何女人都无法做到的。而这位出色的精神伴侣,同时又是那么美丽、多情、快乐。他要她永远留下来。

波伏娃并非不心动。奥尔格林高大健美,个性正直、阳刚,情感充沛,“就像从电影中走出来的人物”。

但波伏娃不想放弃与萨特的约定,不想放弃与萨特共同的事业。

此后多年,波伏娃与奥尔格林跨越大洋彼岸,几次见面,同居同行,十分契合。十几年通信,一千六百多页的信件,后来也被波伏娃付诸出版。

波伏娃称奥尔格林为“丈夫”,并自称是他的“妻子”。“只要您爱着我,我就永远不会衰老,也不会死去”。

波伏娃因为这份爱情而彻底脆弱了,曾经整夜哭泣。她与奥尔格林情意缠绵的书信往来,令读者窥见了一个情感丰富的女作家的另一面。

对于奥尔格林来说,他只能二选一:或者分享她分给他的爱情,或者完全失去她。他爱着这个跟男子一样自由的女作家,却苦于无法驾驭这个光彩夺目的女人。波伏娃不能为了这份爱情而放弃巴黎、放弃与萨特的共同事业,奥尔格林也不能为了这份爱情而远离芝加哥,远离自己写作的泉源。

令人唏嘘的爱情,令人心有不甘的选择。也有人就此对波伏娃提出质疑:一个为了事业牺牲爱情的女人,是不是野心太盛,太冷酷太可怕。

奥尔格林对波伏娃的期待,更多是世俗层面,婚姻家庭孩子,庸常的幸福。波伏娃对此也很明白,他需要的是有一个女人与他同枕共眠。

这世俗愿望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,但可惜奥尔格林面对的是波伏娃。对于波伏娃来说,这世俗愿望并非她真正向往的,或者更准确点说,她不会为了这个世俗层面的庸常幸福而放弃她更重要的追求。

波伏娃拒绝了奥尔格林的世俗情爱,不能简单地说,这是因为她更爱萨特,而是因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进入婚姻,不是成为妻子和母亲,而是成为她自己。而回到法国,回到萨特身边,她才是真正的她自己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,波伏娃只好忍痛割爱。

44岁那一年,波伏娃创作小说《达官贵人》,将她与奥尔格林的爱情经历融化于书中,使这一段不愿意自我消亡的爱情找到了最好的归宿——化为文学。波伏娃也由此终于得到了解脱。这本书就是题献给尼尔森奥尔格林的。

波伏娃手上一直戴着奥尔格林送她的银戒,直到去世,她戴着这枚银戒与萨特合葬。

而奥尔格林却一直对波伏娃的选择心怀怨恨之情,终其一生都没有从这份爱情中超脱出来。他始终将波伏娃的信带在身边,就在去世的前一天,他还因为她出版了他们的通信而大发雷霆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惦念的依旧是那些信——它们好好地摆放在桌子上,还有两枝干枯的花,那是这对情人在法国的某个角落采下的风铃草。

44岁的波伏娃遇到了新的恋情,比她小17岁的《现代》杂志的新编辑克洛德朗兹曼爱上了她。年龄差距如此之大的爱情,给波伏娃的心田吹进了绿色的风。而这本来似乎是只有这个年纪的男人才有的特权。

她与朗兹曼穿越法国和整个欧洲,每天步行七八个小时。这一次,波伏娃毫不犹豫地与情人过上了同居生活。1954年,波伏娃46岁的时候,《达官贵人》获龚古尔文学奖,13万册短时间内售罄。波伏娃用这笔钱在舒勒榭尔街买了一套艺术家工作室,与朗兹曼从租住的公寓搬进了新居。波伏娃在那里一直住到去世。

这一段相差17岁的爱情持续了6年,在波伏娃50岁的时候宣告结束。而这中间,波伏娃与萨特的交流也从未中断过,甚至有时候他们三人同行出游。

不管多么火热的爱情,波伏娃与萨特这对儿知己与精神伴侣的关系,从未被毁坏。

朗兹曼的离去,使波伏娃黯然神伤了一段时间,甚至可说是痛苦万分。但波伏娃从不会被爱情彻底打败,因为她永远知道,她这一生除了爱情还有更为重要的使命。

(四)超越情执,让真爱深植心中

半个多世纪以来,波伏娃与萨特这对情侣,在被误解、质疑和诋毁的同时,也被很多人暗暗羡慕,并被很多时尚男女不断模仿,但他们的模仿很快就以失败告终。盖因为他们可以模仿其形,却很难复制其本质。

波伏娃与萨特这对情侣之间,要的不是忠诚而是完全的坦诚,要的不是占有而是完全的分享,接受的不是对方满足自己私欲的一部分而是对方的整体。他们给予这份关系以完全的自由,并在自由中实现了“永恒”。

这种soulmate关系之所以能够成为牢固的现实存在,有一个最根本的基础,就是他们都是有灵魂追求的人,而且有共同的灵魂追求——求真。这种灵魂的追求,外化为他们的事业,他们的思想,他们的创作。

没有这些支撑,单单建立在情欲吸引之上的世俗爱情,短时间内即显露衰落和褪色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命运。

那些本没有坚定的精神追求、灵魂追求的人,只是目眩于这对伴侣自由开放的两性关系和眼花缭乱的情感经历,徒然模仿其形,又怎能避免在世俗的嫉妒和争风吃醋中翻船?

性欲情欲,是无常世界中最普通的无常。这无常,也叫“变”。而世间人的情执,总希望找一个“永远不变”的东西,以求得彻底的安全感。

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永远不变的东西,那就是“变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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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爱情自由而不是捆绑,允许它变不怕它变,并在此基础上超越性欲情欲,而将这种关系的联结上升为求真的灵魂追求,它方有可能在自由中沉淀下“永恒”。

当然,严格说,没有任何东西是“永恒”的,这里说的“永恒”,如果从时间概念而言,只是“持久”(顶多是持续终生)的一个夸张说法。但如果换个角度,倒可以说它具有“永恒”的价值——真爱长存。

总之,爱情不是目的,而是过程,是载体;爱人不是向你提供安全感的工具,而只是求真之路上遇到的同行者网。相互抱慰,减少一点孤独;相互映照,对世界有更真实的认识;相互激励相互参照,求真路上走得更快更好。

有的人会说,你说的似乎有道理,但太曲高和寡了,我们只是普通人,我们不可能成为波伏娃那样的名女人,所以你说的这些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?

那我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。

虽然我是以波伏娃这样一个名女人作为载体,来阐发我对爱情和女性独立的认识,但我所说的,在根本上却是具有普适性的话题:对无常世界的认识,对性欲情欲之无常的认识,对人应该弄明白“我是谁”的认识,对人应该走向独立自由之境界的认识,对人应该有灵魂追求以求真为终极目标的认识,是适用于所有人的。

我们当不了作家,创作不出文艺作品,但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小事业,也可以将自己的日常生活过得富有创造性,并在其中认识世界之本质,感悟生命之真谛,活得更接近喜悦、充实、宁静、安全的真我之境界。

而我们以及我们周围的大多数人,莫不受制于各种世俗条框的束缚,受制于性欲情欲的折磨,受制于忠诚忠贞等道德规范的绑架和被绑架,受制于对一个男人或女人赐予的一份外在安全感的渴求与恐惧。

千万年来,我们在这些各种各样的假我、假爱之中沉溺和挣扎,身心备受凌辱。我们宝贵的生命力被耗费被浪费在种种的无明和我执中,何等可惜。

波伏娃从小经历了家道中落、生活困苦,后来又面对了父母的争吵与离婚,直到青年时代,她依然常常为贫苦所扰。她一生没有结婚,没有建立家庭,也没有生育过孩子,并多年生活在各种诋毁谩骂声中,在萨特生命最后的10年,她悉心照料他的一切,包括将他的思想整理成文、发表出版。如果仅从这样一些世俗层面来看,波伏娃并非幸运儿,甚至按照传统世俗价值观衡量,她是个不幸的女人。

而在硬币的另一面,波伏娃一生都在坚定地走自己的路,并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人,她拥有丰富的情感经历和深刻的人生体验,她流过那么多眼泪也收获过那么多快乐,而且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,并与萨特之间保持了终生的惊世骇俗的情侣关系。这又是多么不平凡的幸福。在自传《盛年》中,波伏娃称自己是非常幸福的人。

我们这位女性主义思想的祖母,早在半个多世纪前,就用自己不妥协的、不恐惧的精彩的一生,为我们做出了回答——作为女性,我们可以有足够的勇气,超越社会习俗与文化遗毒强加给我们的“第二性”的定位,活出我们的真我风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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